[ “5.0社會”一般被認為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二階段，意在突破老齡化社會、勞動力不足等限制經濟社會改革的因素。與“工業(yè)4.0”本質相同，“5.0社會”的創(chuàng)建基礎在于網絡和信息社會，而這對于日本國民來說并非易事，這需要他們改變對網絡的基本認知態(tài)度。這次疫情就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外生沖擊。 ]

　　[ 與去年同期相比，日本無現金方式使用量增加了近60%。 ]

　　[ 日本政府在一攬子刺激計劃中增加了53兆日元的全國光纖網絡追加投資。 ]

　　對于新冠肺炎疫情與經濟的關系，一般的著眼點多在于疾病成本、人口沖擊以及宏觀經濟影響等，采用的也多是貨幣成本、傷殘調整生命年、失業(yè)率以及負經濟增長率等負面指標。讓人們稍感欣慰的是，在對之前諸如1918年大流感以及艾滋病等流行病的研究中， 很多結論都是短期沖擊巨大，但長期影響可能并不像人們預期的那樣悲觀。在對長期效應的檢驗中，“破窗理論”是一個可能的正向解釋。但是，這些考察可能還不足夠。

　　大范圍流行病帶來的沖擊是全面的，僅僅考察上述疾病相關指標，以及儲蓄率或人均資本占有率等宏觀經濟指標失之偏頗。最近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一篇時評就注意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對日本“5.0社會”（Society 5.0）政策的影響力，認為這次疫情有可能會改變日本國民對網絡社會的認知，從而助力日本實現經濟改革目標。

　　相較德國的“工業(yè)4.0”等類似政策，日本“5.0社會”并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日本政府早在2016年的《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中就已經提出了這個中長期規(guī)劃。但是，因其基本設想與“工業(yè)4.0”類似，而且經過多年推廣，成效并不顯著，都快被人淡忘了。

　　2019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達沃斯論壇上對此進行宣講，認為日本提出的“5.0社會”是以數據代替資本，可以用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物聯網等技術來推動經濟增長，并縮小貧富差距。與1.0狩獵社會、2.0農耕社會、3.0工業(yè)社會、4.0信息社會相比，5.0社會是超智能社會，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會發(fā)生產業(yè)、生活與生存方式的改變。與此相呼應，日本大企業(yè)經團聯提出“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的5.0社會”（Society 5.0 for SDGs）設想，認為政策目的在于“融合數字革新與想象創(chuàng)造力，解決社會課題，創(chuàng)造社會價值”，因此實質是要建立一個“創(chuàng)造社會”。當時，日本政府計劃投資26兆日元來促進相關技術的研發(fā)。

　　“5.0社會”一般被認為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二階段，意在突破老齡化社會、勞動力不足等限制經濟社會改革的因素，也有評論認為這其實就是安倍政府“新三箭”的另一個版本。但與“工業(yè)4.0”本質相同，“5.0社會”的創(chuàng)建基礎在于網絡和信息社會，而這對于日本國民來說并非易事，這需要他們改變對網絡的基本認知態(tài)度。這次疫情就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外生沖擊。

　　根據PIIE時評的觀察，日本政府為應對疫情，除了提供流動性支持以外，還積極推動數字醫(yī)療服務、數字政府、無現金支付以及遠程網絡等領域的展開，而這些措施無一例外都屬于“5.0社會”的政策范疇，且在之前的財政年度都無顯著的成效。

　　2020年4月，在東京先后出現兩次醫(yī)療機構聚集性感染案例之后，日本政府的相關機構放松了在線治療的限制。醫(yī)生可以通過視頻和電話的形式進行初診，并且可以基于在線問診的信息用郵件開出處方。在此之前，醫(yī)生們普遍不接受這種形式，病人也必須使用面對面的現金支付。

　　另一個原本舉步維艱的數字措施也在這次疫情中有所推進，這就是為創(chuàng)建“數字政府”而采取的“個人番號”（My Number）制度。個人番號是一組12個數字的個人代碼，它與我們的身份證號以及美國社會保障號碼不同，不含有任何與個人信息相關的內容。日本政府希望通過這個制度來推動數字個人身份識別，初步設想是先在社會保障、稅收以及災害應對中使用，并力爭在2023年財政年度完成全體國民號碼的賦予。但是由于國民對于個人信息的高度敏感度，在經過近3年的推廣后，直到2020年6月份，也僅有16.7%的個人接受了這一號碼。為此，日本政府在這次疫情補助金的發(fā)放過程中附加條件，對擁有“個人番號”的國民優(yōu)先發(fā)放，簡化其申報程序。同時，政府相關機構也在探討與駕照關聯的“個人番號”系統(tǒng)，以優(yōu)化這一逐漸被認可的數字身份。

　　日本政府著力較深的無現金支付系統(tǒng)在這次疫情中也受到明顯的關注。在“5.0社會”的構想中，無現金支付的目標是到2025年達到40%的全部交易量。由于擔心現金支付容易受到感染，普通人開始加速使用無現金支付。與去年同期相比，無現金方式使用量增加了近60%。沿著這個趨勢，無現金支付的目標將很快達成。

　　此外，疫情對“5.0社會”的終極目標，也就是勞動市場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遠程辦公、彈性工作制、無紙工作流程等的引入顯著降低了通勤時間，為企業(yè)提供了更多的雇傭選擇，從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日本政府適時在一攬子刺激計劃中增加了53兆日元的全國光纖網絡追加投資，在服務制造企業(yè)之外，也便利遠程教育以及物流系統(tǒng)，力圖加強女性再就業(yè)，激勵地方小經濟圈的再生。

　　在較早的一篇《日本經濟新聞》的采訪中，受訪的日本企業(yè)家認為這次疫情是對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模式的一次根本性挑戰(zhàn)，疫情使人們重回家庭，更關注家人，也更關注自身的發(fā)展，會改變產業(yè)、生活與生存方式。這些民間共識正好與安倍政府提出的“5.0社會”的愿景不謀而合，也顯示出疫情對改變一般民眾認知的影響力。也正是借助于這些認知的改變，日本政府在對抗疫情的同時力求獲得強化經濟體制的新動力(310328)，這就是“5.0社會”所規(guī)劃的超智能社會。

　　疫情還未結束，許多國家政府還在為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權衡，也在為之后的經濟恢復盡心竭力，現在對疫情的經濟影響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但是，如果在這時善加關注，在獲得疫情的直接數據之外，也會引發(fā)更多非宏觀數據之外的思考。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