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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上周是“游行示威周”啊,海地、古巴、南非,到了周末,法國也來湊熱鬧了。集齊4個,可以湊一桌麻將了。
但法國與與眾不同的是,其他三國是政府有問題,民眾不滿,而法國是政府勸民眾打疫苗,抗擊疫情,這沒毛病啊,但法國民眾“不識好歹”,居然抗議政府。太傲嬌了!
所以,7月17日,法國全國各地爆發(fā)137場示威活動,超過11萬人上街,其中巴黎就有2萬人,理由是反對強制接種新冠疫苗,反對實施疫苗通行證,這嚴重侵犯了法國民眾的自由。
1
抗疫與抗議
法國政府在7月12日提出,8月以后,所有的醫(yī)療工作者都必須在9月15日之前接種疫苗,否則停發(fā)工資;法國民眾必須持有疫苗接種證明才能出入各種公共場所。
乍一看,政府初衷很好啊,為民眾生命安全著想。但是,“好心當成驢肝肺”,法國民眾直接涌上街頭,抗議政府。
口號除了反對強制接種疫苗外,還有侵犯自由、要自由、馬克龍獨裁這些政治口號。法國政府的畫風是這樣的:每個人都被加上了希特勒的小胡子,包括馬克龍。
馬克龍心里憋屈啊,剛被國人扇過耳光,現(xiàn)在又成了國人口誅筆伐的侵犯自由的“獨裁者”,一萬句“娘希匹”噴口而出。
有法國民眾向法新社表示:“我們并不反對接種疫苗,但堅決反對強制接種,每個人都有接種或不接種的自由!
當年“黃背心”運動成員也加入到這場游行示威,煽風點火,知名人物羅格里格斯說:“我們來這里就是為了實現(xiàn)‘黃背心’的訴求,反抗對自由的限制……我們一直在路上。”
但是,法國疫情堪憂啊。根據法國公共衛(wèi)生署的數(shù)據,每日新增感染人數(shù)在6月下旬降到2000人以下,現(xiàn)在又回升到1.1萬人,過去7天平均值為5795例。
在疫苗選擇上,法國只準接種歐盟認可的疫苗,包括阿斯利康、輝瑞、莫得納和瓊森,中國和俄羅斯的疫苗不獲認可。現(xiàn)在,法國有45%的人完全接種了疫苗,55%的人只接種了一劑疫苗。
也就是說,還有一半以上的法國人需要接種第二劑。
因此,針對民眾的“不懂事”,法國總理卡斯特堅持認為:
“我聽到有人不情愿接種,但我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說服所有公民接種疫苗,這是應對這場健康危機的最佳方式!
抗議者回擊總理言論:“每個人的身體是至高無上的,不管怎樣,總統(tǒng)無權決定我的個人健康狀況。”順帶送給總統(tǒng)馬克龍一個新稱號“健康獨裁者”。
法國民眾的做法,不禁讓我想起匈牙利詩人裴多菲1847年創(chuàng)作的那首膾炙人口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歐美發(fā)達國家在防疫上,政府與民眾難以取得共識,是疫情肆虐的根本原因。在疫情最嚴重的去年,當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宣布隔離措施時,民眾也是紛紛抗議。
小炒曾經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分析過這種政策失效,詳見《民主悖論:德國哭泣,中國向前》。那么,現(xiàn)在從民眾的角度講,他們視自由高于一切,對政府借疫情之機擴大權力極其敏感。他們寧愿疫情肆虐,也不給政府任何擴大權力的機會。
而實際上,西方政府可能并無擴大權力之心,確實單純想控制疫情,但西方民眾對政府的先天不信任,使得他們很自然地做出“損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過激”舉動。
今天,小炒就借法國人抗議之機,向大家解釋為何法國人如此看重自由?順便給大家普及一下自由的定義。
2
何為自由?
自由,起源于英國和法國。
自由主義的集大成之作《論自由》,由英國的約翰·穆勒在1859年出版,全書都在論述個人自由與社會規(guī)則,其核心意思是:自由,就是一個人在不干涉他人、不涉及他人利害的前提下,可以做任何事;個人對社會負責的唯一條件是,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
所以,從一開始,西方的自由就不是大家以為的隨心所欲,而是充分考慮了群體社會的影響。同時,個人自由與群體社會的邊界是很清晰的:個人自由不影響他人利害,群體社會就不能干涉?zhèn)人自由。
阿Q想跟吳媽睡覺,吳媽直接給了一巴掌,阿Q是不自由的,但社會能保障這種自由嗎?我喜歡別人的手機,想拿過來,但別人不給,我不自由,但社會能保障這種自由嗎?顯然都不能,否則每個人就失去了自由。
生活在東德的默克爾,想去西德旅行,但東德居民沒有外出旅行權,默克爾無法成行,那么,這種外出旅行權的規(guī)定合理嗎?顯然不合理,它的存在同樣會讓每個人失去自由。
明白了這一點,就很好理解法國劃時代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的那句名言: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國人喜歡拿這句話為自己的不自由開脫,實際上盧梭的真正意思是:首先肯定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其次個人自由要受到社會限制。
這句話的后面還有一句:“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币簿褪钦f,不受限制、隨心所欲的自由,終將陷入奴役。
盧梭把自由分為三種:天然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天然自由著意于說明自由是天賦人權,不可剝奪;社會自由實際上是個人理性與社會規(guī)則和諧發(fā)展的自由;道德自由是指人性的繼續(xù)完善,人無需任何教化和規(guī)則就能實現(xiàn)自由,這是一種理想化狀態(tài)。盧梭重點論述的就是社會自由。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边@個“必然”,就是社會客觀存在的一些限制。比如我想吃肉,就得認識到想吃肉就得拿錢去買,不能去偷去搶。“用錢買,不偷不搶”就是“必然”,只有充分認識到這點,才能實現(xiàn)吃肉這個想法。因此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
到這里,你還認為西方自由是無視社會規(guī)則、自私放縱的自由嗎?
那么,從個人自由角度講,什么樣的社會限制是可以接受的?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有一個核心意思:人在社會生活中服從經自己同意的法律,道德生活中聽從良心的呼喚,盧梭稱這樣的人為公民,他認為只有公民才配享有自由,F(xiàn)代意義上的“公民”,便是由此而來。
社會規(guī)則體現(xiàn)為社會契約,就是法律,但這個法律必須是人人平等的基礎上人們同意了的。盧梭具體是這樣說的:
“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wèi)護和保護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lián)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像以往一樣自由。”
我服從我自己同意的法律,不影響我的自由。換句話說,未經我同意的法律,對我無效,無權干涉我的自由。
黑格爾對此也是相同的看法。個人的自由不服從他律,只服從自己建立的規(guī)律。你遵循你建立的規(guī)律,就服從了必然,就是遵循你的自由意志。
所以,個人自由與“我同意”的社會規(guī)則(契約、法律)相輔相成。
舉個例子,記者采訪東德和西德的居民,東德人說:“東德居民沒有外出旅行權!蔽鞯氯司驼f:“現(xiàn)在工資低,西德人也沒有旅行的能力!
從結果來看,東德與西德都不能旅行,但“沒有外出旅行權”是人為原因造成的,“工資低”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東德政府的旅行禁令未經過“我”同意,西德政府的相關工廠法律和工會規(guī)章是“我”同意的,東德人憑借自身努力無法去旅行,西德人可以努力工作去實現(xiàn)旅行。
人有兩個天然屬性:生而自由;天然是群居的、社會的。如何把人的自由天性與社會屬性結合起來?靠的就是前面講的“我同意”的社會規(guī)則:即維護了個人自由,也保持了社會穩(wěn)定運轉。
所以,自由與秩序并不是對立的各自存在,而是對立的統(tǒng)一體。
那么,回到法國人抗議的問題上來。法國政府希望全民接種疫苗,維持社會正常運轉;法國民眾認為這種強制侵犯了個人自由,于是帶頭抵制。
很顯然,法國的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產生了沖突,至少在共識上沖突了。
原因很簡單:法國強制接種疫苗的規(guī)定,是否經過了法國民眾的同意?
很顯然,沒有。
3
病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自由主義作為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是一套邏輯上完美自洽且符合人類天性的理論。伴隨著西方文明在全球的獨占鰲頭,自由主義風靡全球,得到熱烈追捧。
但是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檢驗上,自由主義是失敗的。
就法國本次抗議活動而言,法國政府與法國民眾都在踐行自由主義的理論,但明眼人就能看到,這種無休止的抗議助長了疫情的肆虐。
從自由主義理論出發(fā),終止這種抗議活動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民眾投票政府的防疫政策。
但是,這實際操作中并不可行。一方面投票本來就是人群聚集行為,不利于防疫;另一方面,等你們投完票,疫情已經傳播開了,政策還沒實施就失效了。
法國政府只得緊急推出防疫措施,但這又壞了規(guī)矩:民眾沒同意就你出臺法規(guī),換來的就是一輪又一輪的抗議活動。
法國政府和法國民眾都沒有做錯,但結果雙方都輸了。中國網友戲稱法國人“病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很顯然,他們陷入了自由主義的困境:決策合法性與效率性的悖離。
沒有自由是萬萬不能的,但自由不是萬能的,世上沒有完美切合現(xiàn)實的理論,在一些臨時突發(fā)事件上,必須對理論有所突破。法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在防疫政策上必須學習更加注重社會秩序的東方。
最佳例子就是良好融合東西方文明的日本。
日本的疫情控制,明顯好于法國。日本人口1.26億,法國不足7千萬,但日本累計確診人數(shù)與法國低了一個數(shù)量級。
日本是怎么做到的呢?靠的就是東方式的“緊急事態(tài)”。
日本法律基本參照歐美,但它留了一條后路:緊急事態(tài)。就是在非常時刻,政府可以在無需民眾投票同意的情況下宣布國家進入“緊急事態(tài)”,政府自動被賦予更多權力,來及時應對突發(fā)狀況。
截至目前,針對新冠疫情,日本已經啟動了四次“緊急事態(tài)”:2020年4月、2021年1月、2021年4月、2021年7月,每次都是持續(xù)1-2個月就解除。在緊急事態(tài)宣言發(fā)布后,日本政府將會擁有以下臨時權限:
1、控制居民的外出;2、學校、養(yǎng)老院等停課或停業(yè);3、中止各種多人聚集活動的舉行;4、有權(強制)征用土地和樓房作為臨時醫(yī)療設施。
所有這些政策,明顯就與西方自由傳統(tǒng)大不相同,而是東方的集權傳統(tǒng)。這類政策要是在法國實施,愛麗舍宮估計被法國民眾攻占一百回了。
但是在日本,政府順利實施,民眾自愿接受,沒有大規(guī)模游行示威。
所以,第32屆奧運會很幸運在東京舉行,這要是在法國,不知道延期到什么時候。
“緊急事態(tài)”的實施,使得日本在西方和東方靈活切換,不僅大大降低了日本的新冠感染數(shù),而且也沒有影響日本自由民主的底色。
日本政府不擔心民眾的強烈抵制,日本民眾也不擔心政府走向集權不可自拔。
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過猶不及,傲嬌的法國人,放下高貴的身段,看一看東方,防疫的正確姿勢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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