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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繼續(xù)減稅

企業(yè)感到稅負高，主要是允許抵扣的范圍太小，所以要繼續(xù)減稅，又要政府收入不出現大幅度下降，主要減少流失，經濟發(fā)展，做大稅基。

要盡量減少專項轉移支付

要大幅度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如果需要給地方補貼，就用一般轉移支付，按照公式去算，算完該給多少就給多少，不要老是靠匯報。

稅種與稅源要有一致

目前為止我們的財稅制度改革還沒有接受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稅種與稅源的一致性。

Q

和訊網

當前財稅改革是大眾十分關注的話題，您認為在這方面，重點應該做哪些領域的工作？

A

許善達

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所指財稅改革一共是三大塊。

第一，預算改革。預算改革以《預算法》的審議通過為標志，預算改革的框架已經算結束了，這幾年之內《預算法》不可能有大的修改了。

這次《預算法》修改應該說有這幾個方面的進步。主要在幾個方面：一是《預算法》里寫了很多關于對政府收入支出約束性的條款，這些條款寫進去比過去沒有寫這些條款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有一個很大的不足，這些條款后面沒有制訂法則，比如說政府制定說要收一個費，而這個費沒有列入政府預算，應該怎么處罰，沒有這樣的條款。因此，雖然寫上政府收入支出都要列入預算，但是執(zhí)行起來力度上就會受到影響，我想預算覆蓋政府收支可能還很難全部覆蓋全，這幾年一直在努力擴大覆蓋面，但是還是有很多在外面。雖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至少比過去是一個進步。

二是預算的透明度，人大對預算的監(jiān)督、審查、批準都有很多新的規(guī)定。比如說過去政府超收了，超收的錢要花，可以事先不給打報告，等著花完以后第二年一起打報告，等于人大收到的報告是超收的錢已經花完了。如果要按照預算審查審議批準的標準這是很不好的，但過去一直這么做。這次《預算法》規(guī)定今后不行了，超收的錢要想花必須先報人大，這就擴大了人大對預算的監(jiān)督。

此外，里面還有財政部門還有銀行部門關于金庫管理的爭論，都制訂了很多規(guī)定，這些都是很大的進步。

但是，這些進步總的來說跟企業(yè)關系不是特別大，跟企業(yè)關系大的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條款。一是解決了原來地方政府發(fā)隱性財務，也就是地方融資平臺。如今對這個地方融資平臺一有17萬億的說法，也有20萬億的說法，不管怎么說17到20萬億之間吧，等于地方政府這么多年用隱性財務發(fā)了這么多的債。用融資平臺、國有企業(yè)等等的名義，但是實際上都是地方政府的債務。

現在法律規(guī)定不讓地方政府發(fā)。前幾年中央財政說我替你發(fā)，中央發(fā)債然后分地方多少份額然后你來還，但都不解決問題的。這一次很大的一個突破，就是允許地方政府發(fā)顯性債。這樣的就有一個過渡過程了，以后隱性債都要轉化為顯性債。但是畢竟允許地方政府發(fā)顯性債，對地方政府財政的約束力度會大大加強。

以前的地方政府隱性債這么多年很少有人知道多少錢。審計署審計后的說法一說有17萬億，也有說20萬億。但發(fā)這么多年怎么以前就沒有統計，如果是顯性債，那么你發(fā)債就要有發(fā)債的法定程序，而且要人大批準，債發(fā)多少，目的是干什么的？利率多少，誰承接債務等等，都透明公開。地方政府什么時候還，有什么錢還，都寫得很清楚。

而從前的隱性債都是稀里糊涂的，行政上一說咱們發(fā)，成立一個企業(yè)或者融資平臺就發(fā)了，所以誰也搞不清楚。我覺得這是預算法一個特別大的進步。

以前的地方政府隱性債這么多年很少有人知道多少錢。審計署審計后的說法一說有17萬億，也有說20萬億。但發(fā)這么多年怎么以前就沒有統計，如果是顯性債，那么你發(fā)債就要有發(fā)債的法定程序，而且要人大批準，債發(fā)多少，目的是干什么的？利率多少，誰承接債務等等，都透明公開。地方政府什么時候還，有什么錢還，都寫得很清楚。

從《預算法》通過以后，國務院和財政部都發(fā)了一部分文件，要落實。這里面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條款，對企業(yè)關系極大。如果地方政府發(fā)的債，本身投資項目的資本回報如果不夠還債了，文件規(guī)定，地方政府可以變賣資產還債。

這個條款原來也沒有過，我認為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就是說現在有很多企業(yè)參加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比如說保險基金，信托基金。如果那項目的現金流不夠，項目投資失敗了，融資平臺的錢怎么辦呢？這次規(guī)定了，項目不行了，地方政府變賣資產，拿其他資產來賣，賣了以后把錢給還上。這對參與地方融資平臺的金融機構絕對是個很大的利好的消息，減少了風險。

同時，還有另外一類企業(yè)，它并沒有參加融資平臺，但是承接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搞的項目。但承接了以后政府沒錢還了，這收入怎么辦？這次也解決了，還是以地方政府變賣資產來償還，這也是債務。

這條規(guī)定給參加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金融企業(yè)和承接了所搞項目建設的企業(yè)都是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而相應的就等于是大大強化了對地方政府財政收支、融資平臺的約束，我覺得這次預算法是解決得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是還有一個事應該解決沒解決。我們提了很多建議，包括我們研究院，也寫過這樣的材料，報告送給人大參考的。就是現在地方政府有很多隱性的稅，或者叫基金，叫費，或者叫其他什么東西，名堂很多。其實這些錢都應該從稅上解決，但是我們到現在仍然不允許地方政府有顯性的稅，沒有稅收立法權，只有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有這個權。

結果就跟發(fā)債一樣，你沒給它顯性稅的立法權，就搞隱性的稅，這個數字現在仍然誰也摸不清，各級政府都可能發(fā)一些隱性稅的文件來跟企業(yè)和老百姓收錢。我去調研，有的市政府說我收這個費，是有這個法律依據的。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是很亂的狀態(tài)，跟地方融資平臺一樣。究竟各級地方政府發(fā)了多少隱性的稅也沒人知道。因為它不都是稅務局收，而是由很多部門收各種各樣的錢。現在沒有人統計，但這一次這個問題沒解決，我認為今后若干年內希望在財稅改革繼續(xù)深化的過程中能夠允許地方政府來行使顯性的稅收立法權，把那些隱性的稅都替換掉，就跟債務一樣，把隱性的債用顯性的債替換掉，全部透明。經過法定程序，經過人大審議來批準。

有一個市長就給我拿出一份文件，這個文件是中央政府發(fā)的，說教育經費現在不夠，各級政府要通過多種方式籌集教育經費。他就說你看各級政府，我市政府也包括在內，多種方式也沒說哪種方式，我就收一個費，就是我認為好的一種方式，把收的錢用于彌補教育經費不足，完全是有上級文件作為依據的。所以，現在這個東西是很亂的狀態(tài)，跟地方融資平臺一樣。究竟各級地方政府發(fā)了多少隱性的稅也沒人知道。因為它不都是稅務局收，而是由很多部門收各種各樣的錢。現在沒有人統計，但這一次這個問題沒解決，我認為今后若干年內希望在財稅改革繼續(xù)深化的過程中能夠允許地方政府來行使顯性的稅收立法權，把那些隱性的稅都替換掉，就跟債務一樣，把隱性的債用顯性的債替換掉，全部透明。經過法定程序，經過人大審議來批準。

現在表面上說不讓地方政府征稅，但實際征的費一點都不少，你不讓他們用一個公開的、法定的程序干。但是他用一種非公開的，不夠透明的，一種隱性的沒有嚴格程序的東西，反而大行其道。

我覺得如果這么改，像債務一樣，通過地方政府把現在隱性的稅變成顯性的稅，這樣的話我們財稅制度改革，就會在預算制度上一個很大的進步。這次《預算法》有了很大進步，但是還不夠，將來在實踐中間還要進一步的往前繼續(xù)改革深化。

從中央地方的關系上講，現在中央地方的關系是一個失衡的狀態(tài)。就是地方的收入占了總收入的52%，中央的收入占了48%，就差不多一半一半，中央還稍微少一點，但是地方的支出85%，中央的支出15%。換句話說，地方政府每花一塊錢要有四毛錢等著中央給，你要是不給我這四毛錢，我只有六毛錢，所以履職所需要支出的錢肯定是不夠的，這現在是我們中央、地方關系一個最大的矛盾，失衡就失衡在這個地方。

現在表面上說不讓地方政府征稅，但實際征的費一點都不少，你不讓他們用一個公開的、法定的程序干。但是他用一種非公開的，不夠透明的，一種隱性的沒有嚴格程序的東西，反而大行其道。

我們現在好多稅是在1993年改革的時候確定的，是根據當時的情況所能前進的步伐邁出去的，但是遺留了很多問題。1993年那一次，雖然比起以前計劃經濟的稅制是很大的進步，但是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還差得很遠。

這一次又決定對幾個稅進行改革，我覺得確實都是市場經濟稅務里面必須要改的東西。當然這個改革從2016年要基本完成，2020年要全部完成，究竟2020年做到什么程度，還很難說。我相信稅制改革是一個沒有止境的，即使你改了一步有進步了，將來還會有新的問題，還要繼續(xù)深化，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需要繼續(xù)減稅。

Q

和訊網

感受到目前的財稅體制改革確實還有很多的路要走，如今大家對需要更多減稅也有很多呼吁，減稅您覺得有沒有可做的事情？

A

許善達

1993年當時我們確定新稅制的時候，那時候國務院定的原則，就是稅制改革要保持原法定稅賦的水平不變，就是原來法律規(guī)定征多少稅，稅制改革既不能提高也不能降低。

當時是以所謂的法定稅賦作為設計新稅制的稅率負擔的依據。但是我們那個法定稅賦是從計劃經濟傳過來的，計劃經濟政府從企業(yè)拿的錢是很多的。國有企業(yè)拿的錢很多，因為統收統支，對于所謂集體企業(yè)拿的錢也多，那時候也有一些小的個體戶，稅賦總體來說都是非常高的。1994年改革的時候保持了稅賦，不降低也不提高。但法定稅賦的水平也是比較高的，這是當時的現實。

等到稅制出臺了，市場經濟開始建設。市場經濟有一個競爭的問題，稅賦高了，不利于企業(yè)競爭，當時是兩條最不利于的，一是在中國境內我們國內的企業(yè)和外資競爭不利，因為外資來的稅賦低，本國的稅賦高，在同一個市場里面生產同樣的產品，一個稅賦高一個稅賦低，這叫什么市場經濟？

二是，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的企業(yè)稅賦高，外國的企業(yè)稅賦低，怎么跟人家競爭？從運行中間就感到中國企業(yè)的法定稅賦偏重。但是，同時還存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稅務機構過去征稅是計劃經濟下的，征收率很低，稅收實際流失了很多。有的是征收監(jiān)管不嚴造成的流失，還有一些是偷稅、騙稅造成的流失。你看法定稅定得很高，實際上收的錢并沒有收那么多。

這里有數字的，1994年我們征增值稅開始，1995年、1996年測算一百塊錢應收的增值稅只收到了50幾塊錢，有40幾塊錢沒有收。你想17%的稅率，流失錢太多，流失的錢一多，守法的納稅人就感覺你的稅賦就重了。

當時這個矛盾就慢慢尖銳起來，守法納稅人認為稅賦重，在市場上競爭，競爭力受到損害，相反騙稅的，偷稅的，非常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國務院決定搞一個金稅工程，想通過這個工程，把征收率提高。1996年，100塊錢能收50多塊錢，工程后能收到60塊錢，70塊錢，80塊錢，征收率提高了，同樣的稅基下政府收入多了。同時，采取很多減稅的措施。從2001年金稅工程投入運行，一方面打擊偷騙稅，管好發(fā)票，流失的稅減少，另外一方面降低法定稅賦，讓守法納稅人負擔減少，守法的人負擔減少了，競爭力強了，經濟發(fā)展就好了，而原先流失的錢收回來又不影響政府的收入。

所以，從2001年開始一直到2005、2006年，我們增值稅征收率征到百分之八十幾了，你想從百分之五十幾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幾，等于一百塊比過去多收三十塊錢，就可以降低法定稅賦。所以我們機器設備稅款允許抵扣，大概降低了六個點的稅率，增值稅率達到了17%。包括所得稅這些東西都是按照這個路子下來的。征收率慢慢的提高，同時伴隨著法定稅賦慢慢的降低。

這幾年實際上守法的納稅人的稅賦一直表現出降低的趨勢。而對偷稅、騙稅的打擊就比較厲害，國家損失范圍就縮小了。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這次營業(yè)稅改增值稅又是這一趨勢的發(fā)展，從2012年上海開始試點到今年上半年一共減少了2000多億的稅，估計到年底會減少到3000億。稅減少了，因為抵扣的多了，營業(yè)稅改增值稅降低稅賦再給增值稅多抵扣，就是凡是守法的納稅人都降低稅賦，但是沒有提高稅率。錢還是從解決征收率的問題，減少流失。

這個工作還沒有完，大概估計今年到年底還會有18000億的營業(yè)稅還沒改，18000億營業(yè)稅都改成增值稅，平均算大概要減20%，就是還要減3000多億。再加上增值稅多抵扣，還得有3000、4000億。所以有人測算說整個營改增要減9000億的稅。我想時間越往后，減的稅9000億就擋不住了，可能要減到上萬億。

減上萬億的稅，也就是守法的納稅人就享受到減稅的好處了，而政府收入從減少流失中間來彌補，現在企業(yè)要求減稅的呼聲我認為是有道理的。我們的法定稅賦比起歐洲跟我們差不多的國家，還是偏高的，這種偏高主要不是17%的稅率，而是我們允許抵扣的范圍太小。抵扣得少，稅賦就重。所以還要繼續(xù)減稅，但是繼續(xù)減稅的同時我們又要保證政府的收入不能出現大幅度下降，而這主要要從減少流失，經濟發(fā)展，稅基做大，從這里面來彌補。我估計要到2020年能完成這么一個基本的改革。

從1994年，2014年，15、16年能夠把法定稅賦落實了，我覺得這在中國稅制歷史上應該很不容易了。

要盡量減少專項轉移支付。

Q

和訊網

現在確實又有這樣一個矛盾，營改增又使地方的稅收減少了，而如今地方財政非常拮據，中央有沒有考慮怎么解決？

A

許善達

中央有考慮，這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里面，包括決議之后，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財稅改革。就給中央、地方的關系定了一個原則，就是設計改革方案的邊界條件，要在這個框架內來改革。里面對中央地方的關系講要收入格局大體不變。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今中央和地方各50，大致在52%和48%的比例大體不變，不能出現55、45，60、40那不行，倒四六也不行。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目前地方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達到了40%，怎么減少依賴度？只有中央政府多負責支出，這樣地方政府的壓力就減輕了。還是收50%左右的稅，但是現在不管80%的支出了，只管75%，70%，那地方政府的困難就減少了。這是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的一個途徑。

第二就跟稅制改革有關系，因為營業(yè)稅改增值稅，首先營業(yè)稅要減稅，現在看大體上減20%左右，今年大概有18000億的稅，20%就是3500億，這都是地方政府的稅。

二是營改增的增值稅百分之百歸地方的，原先增值稅是75%、25%中央、地方分成，一個稅種，兩個分成辦法，這種局面是臨時的，不可能長期維持。 比如說一個企業(yè)交百分之百歸地方，另外一個企業(yè)是75、25，兩企業(yè)合并了，這稅按什么比例分。就沒法分了，所以或遲或早，所有增值稅一個比例，中央地方一個比例，這一步是一定要改的，改成一個比例的話，等于地方政府原來的營業(yè)稅減稅砍去一塊，還要給中央切一塊，所以地方政府減少。這樣就和中央地方各50%這個指導原則就違背了。

又要減稅，又要這部分劃給中央，這兩件事又必須干，又不能讓地方收入減少，怎么辦呢？現在提的辦法就是要給地方重新設計一個主體的稅種，替代營業(yè)稅，這個稅種要是上萬億的規(guī)模，因為太少解決不了問題�，F在比較多的專家較大的共識是，認為把現在中央的消費稅和車輛購置稅這兩個稅劃給地方。而且消費稅的方向就是要從生產環(huán)節(jié)轉到零售環(huán)節(jié)。車購稅本來就是零售環(huán)節(jié)，劃歸地方，加在一起就是一萬多億，就和地方政府減少的那部分基本可以對稱。這是一攬子方案的設計，通過幾方面整合在一起解決那幾個問題。

Q

和訊網

這樣一個改革估計在什么時候實行？

A

許善達

政治局的要求是2016年基本完成，2020年全面完成。我估計2015年可能還是一個設計方案、測算，各方面交換意見過程；到某一個時間最后把意見都征求完，方案修改到最后比較形成共識了，上報決策層，我估計2016年能夠出臺，基本完成。當然后面必然還有很多小的東西要慢慢的再做，先把大框架解決了。

Q

和訊網

對財政轉移支付也有很多部門認為，浪費是比較多的，從中央這樣一個比較高的位置，往下撥的話，會造成很多環(huán)節(jié)的流失。對此有沒有一些考慮？

A

許善達

我覺得轉移支付的問題，首先是總量的確定�，F在看，中央已經決定減少轉移支付�，F在因為地方政府是收50%，但支出在85%，中央就上收一部分支出責任負責75%或者70%，剩下的就不進行轉移支付了，中央的錢不給地方了。這是這次中央地方關系重要的決定。就是要減少現在的轉移支付的總規(guī)模，這是從數量上來講的。

從方法上講，轉移支付一般分兩種：一種叫所謂一般轉移支付，一種叫專項轉移支付，所謂一般轉移支付是根據某些因素來計算的。比如說有多少少數民族人口，根據少數民族人口一個人補多少錢，還有農業(yè)、糧食一斤補多少錢。這里是按照某些因素，按照公式來算的，叫一般轉移支付，不用申請，到時候就算好賬撥了下去。地方政府可以將這部分錢放入預算。比如說有多少民族的人口，一人給補多少錢，那做預算就可以做進去，將來給少數民族地區(qū)做財政支出的時候就可以考慮這部分錢。

還有一種叫專項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依賴的不是公式，而是按照項目給錢的。某個項目給錢另一個項目不給錢，專項轉移支付不同的地區(qū)結果就不一樣，有的地區(qū)就能得到專項轉移支付，有的地區(qū)就沒有。所以它確實是出現一種跑部前進的情況。某些地方就找各種理由申請專項轉移支付。方法無非一個是多立項，二是同樣立了項你多給我一點錢，因為它不是公式算的，而是靠批，審批決定的。

如果我要是能把項目說得清楚一點，匯報得詳細一點說不定就能多批一點，要是匯報得簡單，上級不了解你的情況說不定就批得少一點。所以就造成了跑部前進。雖然客觀上有一定的必然，但是畢竟財政靠下級向上級來申請匯報，不是好辦法。

現在國務院已經做了決定，要大幅度的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如果需要給地方補貼，就用一般轉移支付，按照公式去算，算完了該給誰多少就給誰多少，不要老跑來匯報，解釋。不是說全部取消，但是要減少。事實上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的項目了，我想今后還要繼續(xù)減少。這樣的話地方政府做預算就比較好做了，因為一般轉移支付是可以估計的。

而專項轉移支付，有還必須有，因為很多特殊的事，不能都按照公式算，但是不能太多，不能什么都一項一項的批，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比如說要修一個水庫的事情，可以向中央要錢，省里也要給錢，市里也要給錢，縣里還要給錢，到最后誰給的錢就說不清楚了。按說一個危險的水庫，確實需要修，需要花錢。但往往由好幾級政府都管，就很難管好。像這樣就要改變一下，轉移支付的事必然要存在的，但是怎么把它科學化，擴大一般轉移支付，減少專項轉移支付。

一般轉移支付的因素、公式怎么算，算得科學，專項轉移支付怎么能審批得好，不要浪費，這里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慢慢改進。

稅種與稅源要有一致。

Q

和訊網

現在我要問幾個大眾比較關心的幾個問題，一是個人所得稅，這是牽扯到工薪階層的切身利益，個人所得稅一直有很多人說稅率有點高，本來生活就比較困難，又收那么多稅，有沒有一些改進的方案？

A

許善達

個人所得稅是非常復雜的，政治性很強也很敏感。中國現在居民收入差距又很大，一個《個人所得稅法》要適用于全國居民，是很復雜的事情。而且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對農民還不適用，只有當農民開始從事商業(yè)或者工業(yè)活動的時候，才適用。中國的《個人所得法》跟國外的西不能簡單進行拷貝，確實是有特殊國情的。

怎么樣發(fā)揮好個人所得稅的作用？一般來講稅有兩個作用。一是要籌集收入，征稅要收錢。二是，這個稅的功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個人所得稅從收入上講是作為政府一筆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從功能上講應該調節(jié)居民收入差距，能夠照顧低收入群體，能夠留住高收入群體，不能因為這個稅讓高收入群體都走掉了，這也不是一個好稅制。這樣的要求，對個人所得稅來說是比較困難的。這里面我想主要強調這么幾個問題：一是對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對它的籌集收入功能和調節(jié)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我認為都不要預期得過大。

因為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總收入只占我們國家總稅收收入的6%到7%，這就決定了它的調節(jié)功能大不了，相比之下，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60%、70%，這樣它的調節(jié)功能就比較大。即使這樣美國仍認為個人所得稅還有很多不足。 因為稅收占比低，想通過個人所得稅把中國的居民收入差距調整到一個很好的水平也肯定做不到——需要有很多政策共同配套來實施�，F在我國基尼系數是0.47，人們一般認為0.35比較好，0.47偏大了，但是要指望個人所得稅把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調整到0.35那是做不到的，而且如果真要那么做，很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怎么樣發(fā)揮好個人所得稅的作用？一般來講稅有兩個作用。一是要籌集收入，征稅要收錢。二是，這個稅的功能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個人所得稅從收入上講是作為政府一筆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從功能上講應該調節(jié)居民收入差距，能夠照顧低收入群體，能夠留住高收入群體，不能因為這個稅讓高收入群體都走掉了，這也不是一個好稅制。這樣的要求，對個人所得稅來說是比較困難的。這里面我想主要強調這么幾個問題：一是對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對它的籌集收入功能和調節(jié)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我認為都不要預期得過大。

因此，對個人所得稅要有基本的定位，定位準了再考慮它的收入和調節(jié)的功能。現在來看和老百姓關系比較大的是工薪。目前定的征稅起點是工薪3500塊錢一個月，這個數要從全國來看是一個比較適當的數字，但是對于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這些居民，3500塊錢就比較緊了。生活費3500塊錢無論如何都不夠的。但是，現在就是這個矛盾。但是個人所得稅作為一個法來講也不能分上。比如有人建議，說北京可以搞起點為8000，石家莊5000，保定4000，還有說青海的起點可以搞到2000，但這些建議都是不可行的。

因為個人所得稅是一個全國統一的稅法，假如說搞分省稅率，說北京提高了一些合理，因為物價高，收入壓力大。但人家窮的地方還有意見呢，雖然你生活費用高，但你的收入也比我高，同樣的人到青海，到寧夏，到甘肅，能掙到北京那么多錢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靠地區(qū)差別來解決很難，還應該是全國統一的標準。這樣一定是對發(fā)達地區(qū)壓力比較大，解決只能是提高工資。實際上壓力最后都轉到企業(yè)去了。降低個人所得稅負擔，實際上個人受益只是其中一部分，受益更大的是企業(yè)。

這樣的影響一般人想不清楚。通常職工都想，你看我掙多少錢，國家要是少扣點，我不就收入高一點了嗎？其實不完全清楚。真正個人所得稅調整不光是職工本人受影響，企業(yè)也受影響。

如果提高了扣除標準，個人的負擔減輕，企業(yè)也減輕壓力了，我覺得隨著物價指數上升，生活費用提高，人民收入提高這個標準一定是持續(xù)往上走的趨勢，應該是正常的。但是現在這種辦法幾年以前我就認為不太好，今年說最低在3500了，有人說明年到4000，有人說8000，還有人說不能提高，我覺得每年來吵這個標準是一個不好的辦法。

這樣的影響一般人想不清楚。通常職工都想，你看我掙多少錢，國家要是少扣點，我不就收入高一點了嗎？其實不完全清楚。真正個人所得稅調整不光是職工本人受影響，企業(yè)也受影響。

記得幾年以前我在政協的時候，很多記者就這個問題問我，我就主張說最好是通過個人所得稅立法搞一個公式，讓扣除額跟CPI掛鉤。比如說按三倍CPI，假設CPI今年是2，扣除額提高6，CPI要是3，那扣除提高9；或者兩倍也行。

我覺得法律如果有這么一條規(guī)定，那么大家就不要再吵什么起征點3500還是3800了，因為這個絕對量沒有是非的，你說多少錢是最科學、正確的？沒有標準。我覺得搞一個公式，聽去年政府公布CPI提高了2.1，一算就知道起征點今年提高多少。我覺得這種方法企業(yè)也能夠有預見性，個人也有預見性，稅務局、政府也有預見性，稅務局就知道今年要少收多少錢，稅基擴大多少，提高扣除少收多少。這種辦法就比較科學。

Q

和訊網

西方稅制中有項原則是稅源原則，相比我們中國，存在一些什么問題？

A

許善達

這是財稅體制里面一項非常重要的改革，實際上現在問題已經很尖銳了，而且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經開始采取一些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稅制改革，財政制度改革里面還沒有接受這個原則，那就是稅種與稅源的一致性。

什么概念呢？在市場經濟國家，美國、歐洲，包括像巴西、阿根廷、印度這些地方，他們國家稅收制度的分配都是先按照稅源在地區(qū)之間橫向分配。 也就是說，這個稅的稅源來源于哪里，先按此把此稅的支出在這幾個地方分配。等第二輪再由這幾個地方向中央分配，給中央多少；然后才是中央認為誰窮了，轉移支付，等等。中央給地方轉移支付是第三個層級。這些國家一般來說都有這么三個程序。

但在我們國家，就只有第二個和第三個程序，沒有第一個程序，就是我們實行的是按企業(yè)注冊地交稅，在哪兒注冊把稅交給誰，至于稅源從哪兒來的，我們這個稅制是不管的。

這樣會出現什么問題呢？比如，我在這兒注冊，但是我的稅源來自好幾個其他地方，但由于我在這兒注冊就把那些地方的稅都交給這個地方。比如說西氣東輸，從新疆把天然氣送到上海，幾千公里。公司注冊在上海，所以稅都交給了上海，但事實上，這幾千公里的省份都為西氣東輸提供了很多資源，埋管道得征地，有職工還得提供公共服務，治安，供電，供水，但是最后的稅他們卻沒有。也就是說，甘肅、陜西都是稅源，但是他們卻收不到稅。再如，大秦鐵路，大同把煤運到秦皇島，路過山西、河北，但這家公司的注冊地卻在北京，所以就把稅交給北京了，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在那些市場經濟國家，人家采取的原則是不管公司在哪兒注冊，稅都要按照稅源地來交。

講一個歐洲的例子。大家知道歐洲的稅各國不一樣，關于通訊的稅，德國、法國都是10%，而盧森堡卻只有5%，于是有一個電信公司就把它的總部注冊在盧森堡，把全歐洲的業(yè)務收入在盧森堡按5%的稅率交稅。

這樣會出現什么問題呢？比如，我在這兒注冊，但是我的稅源來自好幾個其他地方，但由于我在這兒注冊就把那些地方的稅都交給這個地方。比如說西氣東輸，從新疆把天然氣送到上海，幾千公里。公司注冊在上海，所以稅都交給了上海，但事實上，這幾千公里的省份都為西氣東輸提供了很多資源，埋管道得征地，有職工還得提供公共服務，治安，供電，供水，但是最后的稅他們卻沒有。也就是說，甘肅、陜西都是稅源，但是他們卻收不到稅。再如，大秦鐵路，大同把煤運到秦皇島，路過山西、河北，但這家公司的注冊地卻在北京，所以就把稅交給北京了，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在那些市場經濟國家，人家采取的原則是不管公司在哪兒注冊，稅都要按照稅源地來交。

但是德國、法國這些國家就了解到了情況，你在這兒我提供這么多電信服務收了那么多錢，怎么就沒有稅呢？于是這些國家就向歐盟提出申訴，最后歐盟有一個委員會聽取各方面的匯報，最后裁定，盧森堡只能按照你的稅率收在盧森堡提供的電信服務的稅。這個公司在其他國家提供服務的稅，盧森堡政府要全部退給企業(yè)，由企業(yè)按照各國的業(yè)務收入按當地的稅率交稅。

這就是一個現實的案例，我覺得我們中國的制度也應該這么定。這樣可以肯定地說，地區(qū)間稅源的差距和財政收入的差距相比，稅源的差距小，財政收入差距大。如果按照稅源先分配的話，我們各地的財政收入差距本沒那么大，但是由于我們稅制的缺陷，人為的把差距拉大了。而拉大以后中央再拿錢進行補貼，轉移支付。

其實政府是浪費了很多資源。

如果我們先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范的辦法先橫向按照稅源分配，然后再中央、地方分配，然后中央再轉移支付，采取這么三個環(huán)節(jié)的話，我覺得現在中國的稅制也好，財政制度也好就會比現在有很大的進步。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開始處理這個問題，而且中央政府也采取了措施，比如說部分企業(yè)的所得稅分開，但是大企業(yè)還是不分。還有像鐵路，鄭州到西安這個鐵路是地方政府之間開通的，那么好，按照河南的里程長度和西安的里程長度每賣一張票的稅分開兩邊，中央也開始在部分的領域接受這個原則。

但是，還沒有作為一個普遍原則來接受，我覺得什么時候作為一個普遍原則接受了，那我覺得中國現在稅制的形式，財政的形式就會比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改進。